伊朗高官说对以报复性打击“成功”结束

这三类利益并非处于相同的层面，故不能做简单的加减处理，而应立体地予以看待。

首先，无视制度利益与法治国的基础利益的考量方式，使得法益衡量说容易忽视既有制度所做出的风险分配，以解释者自己的利益判断，来取代立法者设定的利益安排格局，从而有违罪刑法定的基本宗旨。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而言，背离宪法上的价值设定，便意味着损害法治国的基础利益。

但不可否认，利益衡量只是给出了一个形式上的公式，它虽对新的发展与新的价值观念具有开放性，借此可将它们纳入法判断之中，但其危险在于缺乏实体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是可随意填充的。据此，个人可以自治地决定生活计划和幸福观念，即使在人的早期阶段还不具备这种自治能力，或者由于严重的精神和生理缺陷而永远无法运用这种自治能力，作为人这个种群的一员，他们仍然应当受到尊重。但从社会整体的立场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整体社会利益的考虑，紧急避险在刑法上才是允许的。首先，就正当防卫而言，在宣称以法益衡量说作为正当化根据的唯一基础时，相关论者实际上在其中掺杂了其他异质的原理。对约定俗成的概念作有别于常规的界定，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手术过程中发现，肿瘤并非长在子宫表面，而是和子宫牢牢地长在一起。并且，它还会大大降低威慑的效果，刺激潜在的不法侵害人随意侵害他人的权利领域。这大写的理性，自然是不受王权、教廷辖制的。

工具主义的法治，比起形式平等的法治来，更需要人情常理的衡平而坚持超越法律的实质正义。法槌的设计，却是极传统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怕不单程序，连整个司法制度都用作蒙眼布了。只不过那正义另有法律之外的渊源，例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间惯例，故而司法不必受程序约束。

这是因为注重程序，诉讼必然要放缓节奏，将争议导向技术细节，从而发挥律师的作用。我以为，用正义的蒙眼布比喻程序的政法功能，妙是妙，但还有一个前提需要澄清： 蒙眼如何成为信仰，法治怎样获得对象，或者说程序与正义究竟什么关系？ 这是柯先生的寓言故事暗示了却没有讨论的。

众神一看，不得不点头同意：她既然蒙了眼睛，看不见争纷者的面貌身份，也就不会受他的利诱，不必怕他的权势。女巨神是众神之母大地与天空结合所生的女儿，天帝宙斯的第二任妻子。解难、办实事，亦即主持正义、实现人们普遍认可的正当权益。正义裁断生死，本是主女神或月神的一个殊相，属猪。

但按照现时的政法实践，在一般情况下，此项权利还不能通过司法获得保护。处理纠纷、扫黄严打，只消最后结果群众满意，大快人心就成。意大利像章学家利帕总结道：正义蒙眼，象征司法纯靠理智（见题记），更显出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理性的推崇。按理说，法治沦为少数人的福利，社会上该有大声的抗议。

最后，天帝身旁站起一位白袍金冠的女神，拿出一条手巾，绑在自己眼睛上，说：我来。实体法本本答应的权利，总是比程序法所能辅助实现的要多一些也漂亮一些。

她的埃及前身，则是享受法老供奉，为天地维持秩序的妈祖(Maat)。而程序标志着的，正是那理性之光的疆界。

比如，丢勒（一四七一－一五二八）笔下那任人摆布的无知的正义姑娘，眼睛上的布条是一位浪荡公子给系上的，他的外号就叫愚弄。所以说，法治的根基在信仰与习惯。换言之，蒙眼不仅仅是司法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就为公民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宪法权利，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这属相大约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和丰收／还阳神话（参见《万象》二〇〇〇年七期拙文《摩帝纳拱门》）。按照英国法律史家梅特兰（一八五〇－一九〇六）的说法，现代对抗制诉讼的基本性格，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特殊抗辩(special plea)制度。

然后命西桑尼的儿子继承父位，坐在那张人皮椅子上审理案件。所以蒙眼正义的早期的像章诠释，跟后世刚好相反。

它的前提却是认定现行法律充满缺陷，有待完善。二〇〇二年四月于铁盆斋 进入 冯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肖像学 。

但是在中国，由于司法的正义的渊源在法律之外，法官必须采取相反的策略，模糊程序的界限，才可保证司法的效能。（《安提戈涅》，456行）所以这情理法并重的正义和古代的女神一样，是不戴蒙眼布的：没有任何程序可以挡住她的视线。

在此意义上，宣传正当程序，以程序技术充当正义，在现阶段，乃是控制冲突，使社会矛盾法治化的不二法门。幸亏，抗议并不经常发生，除了几处贫民区的骚乱。而抗议声中的法治为取信于民、恢复尊严，只好拉下正义的蒙眼布，让她直视法治之下普遍的恃强凌弱贫富悬殊：法律面前，从来没有人人平等。换一个社会，比如法治早已建成的美国，好男女如果不藐视法律，像黑旋风李逵那样出他一口鸟气，在好莱坞大片里也是做不成英雄的。

妈祖和正义，都是目光犀利的女神。由此生出司法技术化、专业化乃至标榜非道德化的可能。

同理，如果小说涉及真人真事或新闻报道批评失实，引起名誉权官司，作者或报社也不能以言论自由抗辩，而只能就事实真相、主观过错、名誉损害以及言论与损害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等民法上侵权之诉的要件，提出答辩（见《读书》二〇〇〇年十一期拙文《案子为什么难办》）。程序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独立，帮助律师争取行业自治与业务垄断，成为正义的蒙眼布，是因为我们先已信了司法纯靠理智，希望法治的正义来自理性之光。

故重实体、轻程序不但是政治文化和心理传统，也是法律得以顺利运作，分配正义，法院法官得以维持民众信心，争取最低限度的独立的现实手段。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市民阶级渐渐壮大，蒙眼布的含义才慢慢变了。

也只有这样理性地划定职权，信守中立，法治才能打消冲突着的各社会阶级的疑虑，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合作，并最终把他们一视同仁收编为法治的对象。仔细想来，这里面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例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等自由（第三十五条），亦即说话写作发表传播，不受别人非法干涉、无理制裁的基本权利。主要动因，是法院案件多人员少，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想借此减轻法官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负担。

这分会规模不大，但活动勤，几乎每月一次：或同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座谈九一一反恐怖，或与麻省首席大法官(也是女校友)周末聚餐——国情不同，律师以校友会名义邀法院领导吃饭，不违反职业纪律。因此主张理性指导司法，既是关于正义的一种新的信念或理想，也是冷静的政治策略和行业伦理。

批复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法槌由主审法官使用，通常只敲一下。

比如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为指导思想，大约始于八十年代末。法律，让我再说一遍，是政治的晚礼服。